（更新24楼最精彩一部份）其实你不懂广东人

　
接自《其实你不懂广东人》


在中国，也许很难再找一个地方像广东这样，受到那么多的争议，对她的好恶如此悬殊。喜爱她的人与厌恶她的人，各自用尽最强烈的措辞去赞美她，或贬损她。广东集无数的羡慕、妒忌、赞美、咒骂于一身。你随便问一个人：“你觉得宁夏人怎么样？”或者“你觉得贵州人怎么样？”他们也许会惊讶地回答：我对这些地方不太了解，无可奉告。但如果你问“你觉得广东人怎么样？”几乎所有人都能口若悬河，说出一套一套的看法，并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——不管他是否在广东生活过，是否认识广东人，都无碍他深信自己是一个客观公正、铁面无私的批评家。
　　热爱广东的人，赞誉她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发源地，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，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和排头兵；广东人是海洋的族群，纯朴、强悍、充满朝气与活力，富于冒险性、开创性，敢为天下先。
　　讨厌广东的人，则把她斥为南蛮、文化沙漠，既不识孔孟，又不懂黑格尔，满脑子只有钱，认钱不认人；是惟利是图、投机取巧、寡廉鲜耻、冷酷无情的金钱动物。
　　究竟哪一种广东人，才是真实的广东人呢？
　　南北之间的种种隔阂，有人认为，缘于历史上交通与资讯的落后。中国“百代都行秦政法”，连一个小小知县的任免，都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。那时的交通通讯又十分落后，在发明电报之前，一道圣谕从京师六百里加急传到广州，不知要跑死多少匹快马。
　　不仅如此，广东背枕五岭，面朝大海，是一个对于内陆相对封闭，而对于海洋则完全敞开的地理格局。这种格局本身，就足以引起历代王朝统治者的猜疑和忧虑了。“那些狡黠的南蛮子，在五岭之外的海边捣鼓些什么？”皇帝们不安地猜测着。对自己鞭长莫及的东西，他们总会疑心生暗鬼。
　　在中原人眼里，四夷都是化外之民，介乎人与禽兽之间。《山海经》里描述南方人，“其为人人面有翼，鸟喙。”这种说法，不仅盛传于坊间，甚至见之于官史。《魏书》就形容广东人“鸟声禽呼，言语不同，猴蛇鱼鳖，嗜欲皆异”。在我记忆中，直到1960年代初，还有不少北方人以为海南岛的广东人长有尾巴，千方百计想掀开他们的衣服瞧瞧呢。
　　历代王朝都在有意无意地提示人们，远在关山万重之外的岭南，是未经王道教化的黑暗之邦，是对礼乐道德的一种潜在威胁。从秦汉开始，就一直是朝廷流放罪臣的地方，不仅犯罪的官吏会被流放到南方，而且还有所谓“七科谪”，凡是逃犯、赘婿和商人(包括三代以内经过商的)，都要充军到南方。
　　南方成了贱民、罪民的渊薮。偶然从那个遥远而陌生之地传来的，不外乎是断发文身、住在树上的草屋、出门就坐独木舟、吃蛇虫鼠蚁之类的怪异轶闻，以致许多北方官吏一听要去岭南，便如五雷轰顶，眼泪鼻涕都下来了。
　　人们对岭南的恐惧与抗拒，并不仅仅是因为消息不通，而是“自古圣贤，不臣异俗”的王道正统心理在作祟，惟我独尊，不肯承认文化是多元的，互补的，不肯放弃“老子天下第一”的心态。此辈人物，香灯不绝，至今还大有人在。不管世界如何变化，兀自做着“万国衣冠拜冕旒”的春秋大梦，天下皆醒我独醉，整天拿“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”之类的梦话来自我膨胀，岂不可笑？
　　无论是赞是弹，都不乏街谈巷议的率尔之言，情绪化的判断充斥其中。中国人喜欢攀比。人与人攀比，村与村攀比，镇与镇攀比，县与县攀比，然后是城市与城市攀比。如果赢不了对手，就唱衰对手，是常用的一种招数。人们在谈论中国的龙头城市时，喜欢把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这三个城市相提并论，互相比较。这三个城市也俨然把其他两个城市视为对手。然而，在这三个城市中，广州的位置似乎比较尴尬。
　　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。做过燕都，做过元都，做过明都、清都。自1421年以来，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。巍峨雄伟的紫禁城，气象万千的天坛，已足以使北京人把天下看得轻如鸿毛，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褒贬；而上海在近代的西方殖民史上，已经奠定了作为中国金融、贸易中心的地位，近年凭着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倾力支持，发展更加神速。
　　因此，当别人批评北京、上海时，他们可以拿文化古都来说事，拿GDP来说事，北京有多少价值连城的国宝，有多少文化大师，上海有多少跨国公司总部，有多少外资银行，你不服气也没用，他照样雄视天下，气逾霄汉。
　　而广州则一向被人挖苦像个大集市。珠三角的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组装加工业啦；靠剥削廉价劳工发家啦；广东没文化啦；广东人是暴发户，没有高学历人才，没有高素质人才啦。各种道听途说、人云亦云、似是而非的嘲笑与谩骂，此起彼伏，从1980年代到今天，就一直没平息过。
　　现在，资讯和交通都非常发达了，人类进入太空时代，通讯卫星有了，电视卫星有了，互联网也有了。但这种文化心理的痼疾，并未完全根除，一有风吹草动，还会旧疾复发。甚至可以说，恰恰是资讯的发达，有时反成了这种痼疾的发酵剂。真理传播得快，谬误也传播得快。
　　2003年初爆发的一场SARS，广东人在一夜之间，几乎成了万恶不赦的罪魁祸首。不仅广东人的饮食习惯，备受责难，而且迅速提升到种族、血统、历史传统、道德文化等层面。“南蛮”一词，再度流行于高度文明的21世纪，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观。甚至有人在互联网上喊出“广东人忏悔吧”、“广东人，你到底要把中国折腾到什么时候”、“杀尽广东人”一类的口号。
　　我觉得很奇怪，英国出现疯牛症，没听见欧洲人说要杀尽英国人；香港出现禽流感，也没听见人们说要杀尽香港人；上海爆发过大规模的甲型肝炎，波及人数多达几十万，比SARS不知要大多少倍，也没见谁口口声声要上海人忏悔啊，广东人就这么招人恨？
　　广东人的典型性格，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们没有喊冤连天，没有作气急败坏的争辩，而是在一片责骂声中，一方面默默地与SARS病毒奋力斗争，积极与其他疫区分享“抗炎”经验；大家并不怨天尤人，工照开，学照上，街照逛，生活如常，井然有序；另一方面，由广东省人大迅速通过立法，要求“公民应当养成文明、卫生的饮食习惯，不滥吃野生动物，预防动物传播疾病”。这就是广东给全国人民的一份答卷。
　　互相埋怨并不能解决问题，与其把臭氧层骂出一个大洞来，还不如做一点有用的实事。广东人深明这个道理。
　　然而，尽管如此，针对广东人的谩骂并没有停止，反而惹来更多气势汹汹的质问：这条立法为什么不是“禁吃野生动物”，而只是“不滥吃”？“不滥吃”并非严谨的法律术语，说了等于没说。是不是广东人在SARS之后，仍然死不悔改，还要继续吃野生动物？有一位网友在网上愤怒地叫嚷：“都是因为广东人的滥吃才给我们带来了这场泼天大祸，他们现在还不思悔改。自己找死死了活该，不要连累全国人民呀。”一时巨炮冷枪，弹如雨下，广东人满身都是窟窿矣。
　　广东人以“不滥吃”代替“不吃”，恰恰是务实态度的体现。说从此不吃野生动物，纯属自欺欺人，海洋鱼类也是野生动物，你能说从此不吃吗？从立法的角度看，如果“不准吃”与“不滥吃”都是难以操作的话，那么，宁愿采用防御性的“不滥吃”，好过采用进攻性的“不准吃”。这样更符合立法的精神，也更能维护人们既有的权益和秩序。
　　2003年的SARS事件，不仅在医学上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，而且在研究社会文化时，也可以成为一个经典案例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文化的种种差异，看到广东人特殊的族群性格，看到他们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。

　　第一篇 广东人，为什么你如此沉默
　　老广为何要死守着自己的方言？(1)
　　中原人在岭南定居后，他们带来的文化，便一如水银泻地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。处于弱势地位的土著语言——古百越语，很快被逐入深山老林、穷崖绝谷之中。客家人有一警句：“宁卖祖宗田，不丢祖宗言”。祖宗的语言，是他们在远离故乡，不得不挣扎求存于“瘴疠之地”时，仍然抱着庙宫未改，城社尚存的心态，坚守强势文化优越感的精神支柱，成为维系一个族群世代相传的重要纽带。

　　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位广东人，在广东出生，吃广东米，饮广东水长大，从小到大你填写简历时，籍贯一栏都是填广东。但有一天，冷不防有人问你：“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广东人呢？”你脱口而出的回答是什么？因为我在广东出生？因为我父母是广东人？还是因为我的户口在广东？
　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广府、潮汕和客家三大民系中作过一个调查，到底广东人是根据什么认定自己是广东人的？结果，在被访对象中，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根据方言，其次是血缘关系，第三才是地缘关系。也就是说，人们是根据乡音，从茫茫人海中，找到自己的同乡的。就算你生活在梅州，但不会说客家话，你也不算客家人；就算你的户籍是潮州，但你不会说潮州话，走到街上也不会有人当你是潮州人。在广东人心目中，方言的位置就是这么高。方言的功用，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工具，而且是重要的感情交流工具。
　　以前，北方人把广东话一律称之为“禽声鸟语”。大清皇帝召见广东地方官员时，被他们一口一个“我哋、佢哋”搞得头大如斗，一怒之下，诏令闽粤两地都要设立正音蒙馆、正音书院，以驻防旗人为正音教师，全力推广普及官话。可惜驻防旗人本来就懒，又碰上广东这样的方言死硬派，推广了半天，广东人的舌头没有卷起来，正音书院却荒废倒闭了不少。
　　五岭之外，依然是一片鸟语花香。
　　今天，“推广普通话，迈向现代化”这个口号，喊得震天响。似乎方言成了现代化的障碍。其实，欧盟15个国家，统一了货币，统一了经济政策，也没统一语言，不是一样可以现代化吗？香港人在回归前也没有推广普通话，大家都说粤语，并不妨碍她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。事实上，广东话与现代化并不矛盾，说到底，普通话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，无须提升到道德与素质的高度，甚至与国家前途、民族兴衰挂上钩。
　　广东人都是很讲实际的，只要生活确实有讲普通话的需要，根本不用政府采取行政手段，他自然会去学、去讲。只要有助于他“揾食”，别说是普通话，就是非洲土话他也肯学。学普通话就等于学英语一样，多掌握一种交流工具，绝对有赚不赔，但不能为了鼓励学习普通话，就去践踏自己的母语。广东人并不拒绝学习普通话，而且他们的“推普”是不遗余力的，“煲冬瓜”的水平，与改革开放前相比，已不可同日而语，中青年一辈基本上都能听能说了。只要尊重事实，就不会否认这个巨大的进步。
　　今天北方人到广州的商店购物，大部分售货员都会主动和他说普通话；公务员也都会讲普通话了；城市的大部分学校都用普通话教学了。据调查，银行、邮局、公园、商店、的士等行业的普通话也都全部过关。这还不够吗？难道非要广东人在家里也说普通话不可？非要粤剧也用普通话来演唱不可吗？
　　在全国七大方言中，粤方言是最古色古香的，大量原汁原味的古汉语词汇和用法，像“企”（站）、“食”（吃）、“行”（走）、“颈”（脖子）、“渠”（他、她）、“晏”（晚）、“悭”（节省）、“无”（没有）、“银子”（钱币）、“卒之”（最后）、“姑勿论”（且不说）、“于是乎”（于是）等等，读起来儒雅之至，白话文早就没人这样用了，可在粤方言里，还大行其道，成为市井坊间的日常口语，甚至连“嗟”、“噫”这些古汉语中的感叹词，广州的小孩子也常冲口而出——“嗟，怕乜？”（“嗟”白话读作“车”，含否定之意，“怕乜”即“怕什么”。）“噫，好肉酸！”（人们通常误把“噫”写作“咦”，其实在粤语中，两个字是不同的。“肉酸”意即“难看”。）使人不禁拍案惊奇。
　　
　　老广为何要死守着自己的方言？(2)
　广东人里有不少中原世家，古风余韵，虽废犹存。在台山人的家庭里，媳妇把家婆称作“安人”。安人，从宋代开始就是正从六品官诰命夫人的封号。除了台山，据说在花都、从化一带，也有称家婆为安人的。听起来颇有点官宦人家的派头，也许，这就是“祖上也曾风光过”的遗痕吧。
　　有人认为，粤语形成于晋代，所谓“北人避胡多在南，南人至今能晋语”。西晋时发生  
“八王之乱”，继而出现“五胡乱华”的局面，这是一个北人南迁的高潮。故广东人“至今能晋语”，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。但清代广东著名学者陈沣认为，广州音最切合隋唐音，最方便阅读古文。他写过一本《广州音说》，专门解释其原因，“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，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。”
　　人们所说的“粤语”，主要是指广府话，尤其是指以广州西关（上下九、第十甫一带）口音为本的白话。如果你想验证自己的粤语说得准不准，有一个办法，念念这首歌谣吧：“阿四阿四，攞条锁匙，开个夹万，攞两毫子，买斤荔枝，唔爱黑叶，要爱槐枝。”这首歌谣取衣韵，必须上下齿咬合，舌面向上，才发得出衣音。如果你能咬字清晰准确，就算会说正宗的白话了。
　　在粤语词汇中，据说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方言。广州人日常口语中，方言出现的频率，竟高达五六成。最令北方人头痛的，也许是广州话中大量的倒装句。北方人说“你先走”，广州人说“你行先”；北方人说“很感谢”，广州人说“多谢晒”；北方人说“太饱了”，广州人说“饱得滞”；北方人说“给你一块钱”，广州人说“畀一文过你”；北方人说“找不到你”，广州人说“揾你唔到”。如此等等，真是天涯同此路，人语各殊方啊。
　　在粤语文化圈里，常听到人们谈论起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掌故。当年，帝制倾覆，共和初肇，在中华民国国会里，要求奉粤语为中国“国语”的呼声很高，支持的票数，已然过半。但孙中山逐一去说服粤籍议员，劝他们放弃粤语，改投北京话一票。最后，凭着孙中山的人望，粤语仅以3票之差，败给了北京话。
　　揣测孙中山的用意，当时南北双方仍处于对立状态，既然清朝把北京话作为官话已经两百多年了，继续沿用下去，可以避免节外生枝，减少南北统一的障碍。这恰恰表现了南方人胸襟开阔，相让为国的精神。南腔北调，乃地理自然形成，本无所谓优劣，既然我可以奉你的语言为国语，你又何必非把我的语言斥为“鸟语”不可呢。
　　广东人始终坚持认为，白话是广府人的母语，福佬话是潮汕人的母语，客家话是客家人的母语。方言是一个族群的身份认同，是一种凝聚力。方言蕴含了丰富的地方人文内涵，一种方言的消失，势必会使它所传达的那种地方文化也随之萎缩和贫乏化。正如美国一位语言学家所说：“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，就等于失去一座卢浮宫。”所以从文化的角度看，普通话固然应该推广，但方言也不应听凭它消亡。
　　在广东这个移民大省里，各种方言错综复杂，四乡八镇，各有不同，甚至村头村尾亦相迥异。没有哪一种方言，能够把三州六府的乡音统一起来。即使人们力图从语言学上把它们分类，也往往予人绠短汲深的感觉。广东真是一座语言的大宝库。
　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调查显示，有82.86%的广府人、39.18%的客家人和38.18%的潮汕人认为自己的方言比其他方言好听。同时也有37.06%的客家人和37.27%的潮汕人认为广府白话比其他方言好听，而广府人对潮汕话和客家话的“好听度”，评分却很低。由此可见，在广东地区，白话占了绝对的优势。
　　广东人的兼容并蓄，同样反映在语言上。近20年，大量华洋杂陈的港式粤语长驱直入，对粤方言所作的深耕改土，是历史上两百年都难以达到的。其结果，粤方言在最古色古香的美名之外，又增添了一个最多创新词汇的特点。“炒更”、“揾食”、“搞掂”、“无厘头”、“士多”、“T恤”、“的士”、“擦鞋”、“人气”、“案底”、“做骚”、“草根阶层”、“夹心阶层”、“人间蒸发”等等新词，以及“他很阳光的样子”、“她苍白着脸”这些词法乱用的港式粤语，复畅行内地
　　
　　老广为何要死守着自己的方言？(3)
　　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广东还经历了两次移民高潮。一次是1949~1952年间，解放大军南下，土改大军南下，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开入广东。另一次是1980年代以后，广东改革开放，在“东西南北中，发财到广东”的口号激励下，千百万北方人怀着创业梦想，奔赴广东这片热土，形成风起云从，百川赴海之势。粤语一度成为人们热衷学习的语言，许多地方都竞相开办了粤语速成班，报学者十分踊跃。我们从电视新闻上看到南下列车上的汹涌人潮，亦不禁瞠目结舌，叹为百年难见的奇景。

　　移民潮对广东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所带来的影响，是互动互补的。尤其是第二次的移民潮，还在持续高涨。不管我们乐意与否，南北文化都在不断洗牌，民风民俗的丕革，已深入到每条街巷、每家店铺、每个公司、每户家庭、每个人的起居、饮食、衣着、娱乐、求职、婚姻等等庸常生活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　　像深圳这个新兴城市，1982~1990年间，就有164.25万人口，从外地迁入，占了当地人口增长的96.62%，普通话在这里已差不多成为主要的交际媒介。如果还按传统的广府、潮汕、客家三大族群标准来划分它，未免有牵强之感。
　　有人认为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，显示了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。但我却认为，正因为大量外来人口涌入，才显示了保护粤语的刻不容缓。我在报纸上看到，杭州市一位政协委员在向政协会议递交的《关于保护杭州方言，防止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缺失》提案中大声疾呼：“当你来到四川茶楼里，发现摆龙门阵的人操的不是四川话；当你在对外电视节目上，再也听不到闽南话；当你来到了非洲的某个部落，发现土著人全说一口流利的English（英语）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？当所有的城市都说同一种语言时，那么每个城市独有的吸引力就减弱了。所以，我呼吁要保护杭州方言。”
　　我不禁为这位委员拍案叫好。什么时候，我们广东也有人能挺身而出，理直气壮地为保护广东方言而奋臂大呼，我一定为他呐喊助威。
　　
　　被人排斥，还要担着排外的恶名(1)
　　广东人排外。
　　这是北方人对广东人一个由来已久、根深蒂固的误解。以至许多根本没踏足过广东，甚至连一个广东人都不认识，一句广东话都不会听的人，也如矮子看戏一般跟着嚷嚷：“广东人排外啊！广东人排外啊！”让人在无奈之余，也恍然明白，为什么曾参杀人、三人市虎的故事会在中国流传千年，有时以讹传讹的杀伤力，真是大得惊人啊。

　　广东人是否排外，我们不妨到广州的南海神庙看看。相传唐代从印度来了一批朝贡使者，在南海神庙这里登岸，其中有一个叫达奚司空的使者，在神庙两侧各种了一棵波罗树。后来这个达奚司空因贪看日出风景，竟误了上船，他的同伴都走光了，他却孤身一人流落异乡，不久郁郁而死。他的遭遇令当地乡人深为感动，于是封他为南海神手下六侯之一的助利侯。从此南海神庙也称“波罗庙”。
　　达奚司空居然可以成为中国人的神灵，受人间香火供奉，是一件极具象征意味的事情，令我不禁想起广州华林寺中的马可·波罗，不也成了五百罗汉之一吗？还有唐代被贬到广东的韩愈，虽然在潮州只逗留了不及一年时间，但当地人不仅建起韩文公祠纪念他，甚至连潮州山水也改称“韩江”、“韩山”、“韩木”，其崇拜程度，高于孔子，简直超佛越祖；海丰的方饭亭，是纪念文天祥的；虎门也有纪念林则徐的博物馆和纪念碑。他们都不是广东人。
　　任仲夷这个名字，广东人都很熟悉。他是河北人，1980年代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。广东的改革开放，就是在他任内正式启动的。广东人对他一直念念不忘。多年后，任仲夷在谈到广东人是否排外时说：“对绝大多数人来说，不能说广东人有排外思想，更不能笼统地说是‘地方主义’。比如，过去隶属广东的海南岛，有个五公祠，五公祠里的‘五公’都不是广东人，但是当地人给这‘五公’修了庙。”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说：“我没有感觉到广东人排挤我。”
　　这一类的例子，举不胜举，足证广东人并不排外。凡对社会有功德的人，自然可得到人们的崇敬，不管他是来自北方，还是西方。
　　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看一看历史，受到最多歧视和排斥的，到底是广东人，还是北方人？如果说广东人确有排外行为，那么，是出于他们夜郎自大，目中无人，还是受到压迫后的反弹？广东被称为“南蛮”，历代王朝对她进行了种种妖魔化，史书上有盈千累万的记载。即使到了现代，在革命风暴的荡涤下，许多不合时宜的旧观念，或剥落蜕化，或一扫而空，但广东人两千多年来所遭受的误解，却没有多少改观。任仲夷所提到的“地方主义”，就是一个痛苦的例子。
　　一位革命老人向我追述往事。1949年，解放军渡过长江，长驱南下，快要打到广州了。当时担任两广战役的主力军，绝大部分是东北战士，这位老人就是其中一分子。他很坦率地对我说，当时他们的确有一种观念，觉得广东人都是些“有待解放”的小商贩和小土地出租者。南下行军途中，各种有关广东人排外的传言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。有人说“广东麻风病人很多，一旦染上，无法医治，全身霉烂而死”；有人说“广东天气炎热，煎饼不用火烤，放在太阳下一晒就熟”；也有人说“北方人到广东语言不通，工作难做”。飞短流长，谈虎色变，有人干脆要求在赣州掉头回北方。
　　为了让东北战士更多地了解广东人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赣州召开一次扩大会议。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第三书记方方都在会上作了报告，详细解释广东人的历史和生活习俗。他们当年所说的话，在今天看来，仍是非常中肯与客观的。方方是广东普宁人，他在会上说：
　　“关于民情民风俗，广东人是著名强悍好斗。流行的一句广东话叫‘唔做衰仔’，就是不要跟别人不上，以落后为可耻。因此，广东人有一股傻劲。在广东常常发生械斗，乡与乡之间，或姓族与姓族之间常因争风水、争水利，械斗数年不止，甚至历代成为世仇。”
　
　　被人排斥，还要担着排外的恶名(2)
　　“广东人一般是豪爽、热情、喜交朋友，富于冒险精神，敢拼、敢干的。如明末清初许多华侨是坐了木船漂洋出海的，这便是拼与干的精神的表现。因此广东人做事一般是大胆的，勇敢的，参加革命很积极。但广东部分城市居民，受坏影响较久，有骄傲、自大毛病，自以为开化较早，见得事情多，弄小聪明，不只轻视外省人，也轻视山县及乡村人。”
　　为了消除北方人的误解，方方把广东人的衣着、礼节、饮食习惯，也一一加以解释。“  广东人好吃，那也是广东人的一个特点。广东人对于吃的讲究那是很出名的。穿着倒也随便。广州的点心各色各样，蛇、老鼠、狗、猫、禾花雀、禾虫……很多别省人不敢吃或没见过的东西，在这里都有人敢吃，外省人会觉得惊异。”
　　在风俗方面，“广东因与外洋接触较早，礼节不大讲究。特别是受了年来战争的影响，封建礼节已大受破坏。如潮汕妇女过去喜欢搽粉的，后来在战争中生活艰苦，要外出挑担糊口，就再也不讲究天天搽粉了。”
　　甚至连他们的洗澡方法，方方也作了详细讲解。“民众一般爱好清洁，天天都要洗澡，这与北方人不同。广东人洗澡只用一个盆或一个桶，因为他们常常洗，只周身一淋便算了。北方人因不常洗，一洗便要一二个钟头，这与广东人不同。”南北的生活习俗、社会风气、文化传统，在许多方面，的确迥然不同。
　　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，绘形绘色地介绍一个地方民众搽粉与洗澡的习惯，在中共历史上，恐怕也是不多见的。方方横说竖说，无非是要告诉在座的北方干部：“有人以为广东人有特别排外倾向，我以为那是不确实的。从大革命到目前，广东的领导干部和许多工作同志，都是外来干部……他们都领导得很好，他们的领导都没有碰到什么反对。因此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团结问题，只不过是全国的一般问题而已。”
　　老家在广东梅州的叶剑英，也以客家人的身份告诉大家，其实广东人和中原人，五百年前是一家，“现在定居在广东的人，很多都不是广东原来的本地人，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过去的汉人。一般史籍的记载，都说南北朝时期汉人被迫南迁，逐步被压至海岸，再无地方可退了，就在广东定居下来。南迁汉人在和异族与当地土人的双方面斗争中，逐步加强了内部的团结和组织，这就是广东人之多数聚族而居，封建姓氏的团结比较坚强的缘故。”
　　叶剑英和方方的话，句句都说得很实在，但却未能消弭南北之间的隔膜，也无法阻止悲剧的上演。现在，许多70岁以上的广东老人，谈起1950年代那两次大规模的“反地方主义”运动，仍然唏嘘不已。
　　当年叶剑英、方方领导广东土改，由于天下已经大定，他们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，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，结果却被斥为“和平土改”。中央认为其根源在于广东人的“地方主义”、“封建宗族观念”，于是，在1952年和1957年，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，便像巨灵之掌打到广东人头上一样。
　　为了把广东的“地方主义势力”连根拔起，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调入广东掺沙子，从粤北山区到粤东平原，遍布广东各地。广州市属各区的区委书记、区长，大部分是南下的。本地干部被批的批，斗的斗，撤职的撤职，开除的开除。经过大规模调整，全省县以上主要领导，80%是北方人。多数地委的主要领导都换成南下与大军干部，两个区党委主要领导全是南下与大军干部。原来担任正职的广东干部纷纷降职，给北方人让位。
　　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，7000多名广东干部受到处分。
　　在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时，受处分的广东干部仅厅局级至副省级的便有近90人，地县级和普通干部多达1万多人。
　　叶剑英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，亦受到牵连，被调离广东。临行前，他说了一句很沉痛的话：“主帅无能，累及三军。”叶帅为自己无法保护广东干部不受无辜伤害而痛心。不知多少广东人因他这句话而泪流满面。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被戴上“反党联盟”帽子，受到严厉处分的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、冯白驹和被戴上“右倾、官僚主义、分散主义”帽子的方方，直到1983年和1994年才分别获得平反。
　　
　　被人排斥，还要担着排外的恶名(3)
　　
　　本来，广东人承受了如此深创巨痛的伤害，有点怨气也在情理之中。但广东人并没有这样做，试看改革开放以来，广东对北方的门户是更加敞开了，还是更加封闭了？
　　据2004年的统计，广东全省有7000万户籍人口，有2800多万流动人口。也就是说，在总人口中，几乎有三成是外省人。别忘了，在拥有广东户籍的人口中，还有相当数量是外省籍贯的。从1994年至2004年，在广东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，以每年100多万的速度增长，而  
　　2003年更创下新纪录，达到320多万。全国有1/3的流动人口都在广东。就凭这一点，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广东人排外了。试问，如果你是一个排外的主人，你家里会天天宾客盈门吗？
　　可惜，事实并不能稍稍触动某些人的良知，也不能使他们的成见有丝毫改变。总之广东人就是排外，你打死我也不会改口的了。广东人把北方人叫做“捞松”，还不是歧视？殊不知，“捞松”一词，并非广东人发明的，而恰恰是北方人自己叫开来的。以前北方人见面，喜欢互称“老兄”，广东人听多了，也把北方人叫做“老兄”，发音不准，变成了“捞松”。这和广东人叫潮州人做“冷”，叫日本人做“架佬”，叫西方人做“鬼佬”一样，虽然含有戏谑成分，但要把它提升到地域歧视的范畴，则未免小题大做了。
　　四川人口里的下江人，东北人口里的关里人，北方人口里的老广，都不是歧视，惟广东人一叫“捞松”（老兄）就是歧视。这恐怕讲不通吧？现在，甚至已经敏感到连“外地人”、“外来工”这些词，似乎都含有歧视成分了。如果一个广东人说：“你们外地人……”那他很有可能会被指为歧视外省人。
　　在广州街头还有一种现象，常令外省人怒发冲冠，就是当他们向广州人问路时，对方一听他的外省口音，往往立即闪开，不愿搭理。遇上这种事情，简直就是当街受辱，谁都会觉得十分难堪与气愤。不过，广州人并非天生冷漠，而是他们遭遇了太多这样的例子：一个外省人上前问路，问完以后就说：“请别误会，我是北方某某大学的学生，来广州实习，跟老师走散了，钱包又被人偷了，你能借个手机给我打电话和学校联系吗？”如果你真的糊里糊涂把手机借给他，那么十之八九是肉包子打狗，一去没回头。
　　这种街头骗子实在太多，以至广州人一听外省口音问路，便心生戒意。这是上了无数次当，交了无数学费之后，买回来的教训，你能怪他们吗？
　　一位到上海出差的朋友告诉我，在上海还见过有报摊竖一牌子写着“问路先买报”呢；在河南、安徽农村，有的村民放几块石头在公路上，就敢做收养路费的营生，说起理由他们也很振振有词，因为公路从他们村的地面上经过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但可以肯定，绝对只是少数，如果据此便引出“上海人如何……河南人如何……安徽人如何”一类耸人听闻的结论，那才真是侮辱天下人的智慧呢。
　　今天，到广州天河北路、环市东路等高级写字楼区转一转，便会发现，出入于摩天大楼的粉领、白领、灰领、金领，北方人成群结队，本地人反而相形失色；从事保险业、饮食业、服务业、广告业、传媒业的北方人多如过江之鲫。从祈福新村、碧桂园、雅居乐等高尚住宅区的新业主，到石牌村、冼村、杨箕村、三元里村的出租屋租客，北方人占了半壁江山。不会广州话，不熟悉广州道路，居然也堂而皇之地在广州开的士。试问，中国还有第二个城市能够如此吗？如果这样还叫排外，真不知如何才叫不排外了。
　　我在海丰县遇见几位年轻的湖南籍教师。海丰并不是什么繁华闹市，这里位于屏风九迭的莲花山脉，生活条件、工作条件都相对简陋。我问他们，为什么不到汕头或广州找工作？他们微笑着回答，这里的人待他们很好，他们对海丰已经产生感情了，不想离开了。
　　我这么说，肯定会受到一些人的质疑。难道广东人就这么高尚？就一点都没有歧视外省人？一点排外思想都没有？当然也不是。亲不亲，故乡人。这是中国人的通性。有人举出外省籍劳工在广东受到剥削的例子，举出孙志刚事件的例子。这些都是实情，但决不能以偏概全。我认为，劳工受到不公平待遇，还有孙志刚事件，这些都是中国的问题，而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；是体现国家能力的问题，是法制问题，而不仅仅是一个排外的问题。说它是排外问题，实在是降低了它的意义！
　　被人排斥，还要担着排外的恶名(4)
　　从历史上看，广东人本身就是来自五湖四海，容纳百川是她的文化特点之一。虽然，清代在江南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相当激烈的“土客械斗”，广东也不例外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在于语言不同，习俗相异，另一方面也在于互争土地，引发冲突。双方付出的代价，固极惨重，但如果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，这种冲突，未尝不是土客文化互相磨合的一个过程。不同文化体系的迎头碰撞，要达至融合相存，恒须经历血与火的洗礼，从秦皇开边，到鸦片战争，莫不如是。

　　然这一切，随着农耕时代的逝去，早已成了历史的追忆。今天，在广府地区讲白话，在潮汕地区讲潮汕话，在客家地区讲客家话，大家和睦相处，谁也不排斥谁，谁也不歧视谁的方言。广东人与文明同步成长，所以我们极少从广东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对外省人的丑化，倒是经常看到一些对广东人毫不了解的作品，热衷于把广东人描写为“个子瘦小，满身金饰，见利忘义，庸俗低级，色迷迷和一口珠江牌普通话”的形象。我们也从未听过哪个广东人说北方是文化沙漠，但说广东是文化沙漠的言论，却不绝于耳。让人心生疑惑，到底是谁在排斥谁呢？
　　“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就是最大的政治”(1)
　　广东人有“讷于言而敏于行”的特点，早已是名声在外，人人皆知。你和广东人谈论做生意的心得，他是满腹经纶，但如果你和他讲什么“边际收益递减规律”，讲什么“政府财政政策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”，说不定他们会呵欠连天，并不耐烦地讽刺所有的理论之争都是“三斤猪头得把嘴”。
　　在广东的书店里，传授延年益寿、防病治病、营销技巧、职场竞争、升学指南一类实用  
型图书，比其他图书要畅销得多。重实际，轻理论；重行动，轻议论；信奉“千虚不如一实”的哲学。最看不起那些“讲就天下无敌，做就有心无力”的人。这是广东人的长处，但也是他的短处。
　　北京八旗子弟遗风盛行，人人都有代圣人立言的本事，满口春秋大义。但说得多，做得少，典型的博士买驴，书卷三纸，未有驴字；而广东人则做得多，说得少，还没等大家争出个高低来，他已经把做好的东西端到桌面上了。人们常说“做学问上北京，做事业下广州”。广东人会生小孩，但不会起名字；瞧人家北方的小孩，还没生下来，已经敲锣打鼓，天下闻名了。
　　2003年春，SARS在各地大规模爆发，在广东人看来，这是一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，死了那么多人，对人命造成那么严重的伤害，无论如何，都是一个大悲剧。广东人最关心的是如何预防，如何治疗，如何减低死亡率，但北方学者却浮想连翩，把它与反通胀扯上关系，大谈消费与投资的反向变动，大谈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，大谈如何“把SARS危害转化为机遇”，还发明了“SARS宏观调控”、“良性危机”之类的概念，视其为经济软着陆的天赐减速器。说得头头是道，你还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头脑这么灵光。
　　高谈阔论，建构学说，从来不是广东人的专长。他们的性格是务实、不张扬，喜欢用“事实胜于雄辩”来避开争论。在坊间，“讲多无谓，食多会滞”是一句使用率很高的俗语，反映了一种实干精神。
　　在研究广东人的性格特征时，我常常会想起一个希腊神话故事，我相信广东人会很认同故事所包含的哲理。
　　在希腊神话中，代达罗斯是一位能工巧匠，他和儿子伊卡罗斯被国王囚禁在一个海岛上。为了逃跑，他们用蜡制成翅膀，黏在身上，打算像鸟儿一样飞越大海。不料，伊卡罗斯对第一次飞行兴奋过度，不理会父亲的再三警告，飞得太高，蜡制的双翼被太阳融化，最后一头栽到海里淹死了。而父亲代达罗斯因为飞得低，所以成功地逃出了生天。
　　从这个寓言中，我闻到了老庄的气息。老子教诲：“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辩若讷。”长期以来，广东人把“少说话，多做事”奉为金科玉律。这是一种高超的生存哲学，不过，其代价是广东人的许多亮点都被自己埋没了，大量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被白白浪费了。不仅广东海上丝路的品牌，在包装和宣传上，远不及北方的丝绸之路响亮，而且对粤商的研究工作，也很零散片面。广东人确实不太会宣传自己。在这个讲究包装的年代，你不出声，别人还真当你是死的。
　　因为广东人讷于言，所以当别人讥笑他是暴发户时，他期期艾艾，不知所对——尽管两汉时广州已十分繁荣，至唐宋时代，更成为天子南库，人们用“金山珠海”来形容。
　　因为广东人讷于言，所以当别人讥笑他是文化沙漠时，他气噎喉堵，无话可说——尽管广东历史文化源远流长，博大闳深，足可以在文化史上自立门户而有余。
　　这种现象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忧虑，甚至要在报纸上，正儿八经地讨论起广东年轻人“敏于思而讷于言”的原因来了。
　　为什么广东人都不太善于用言辞表达自己呢？有人归咎于传统教育，广东人从小就接受要少说话，多做事的教育；有人说是性格原因，广东人有文化的自卑感；有人担心是港台漫画“八卦”杂志种下的恶果；也有人批评另类网络语言弱化了广东人的语言能力。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原因，真正原因是，在两千年历史中，谁也不愿意听广东人说话，谁也不会把广东人说的话当回事。广东人，不就是一群没文化的南蛮吗？
　　
　　“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就是最大的政治”(2)
　　广东人的沉默，就是在这种漫长的歧视和压抑中，渐渐养成的。
　　孩子们从小就被父母反复告诫：“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”。做人做事都不可太高调，太高调容易节外生枝，招惹是非。一个人如果因为到处吹嘘自己很有钱，而招来强盗小偷，大家会嘲笑这人是“捉虫入屎忽”（自己给自己添麻烦）。广东人的性格是宁伪作不知不为，不伪作假知妄为，对国家大事尤其如此。

　　广东人真的患有“政治冷感症”吗？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用“是”与“不是”来回答的问题。无论说“是”或“不是”，都可以立即找出一大堆相反的证据，引致无穷的质疑、设臆、反诘、论辩。争论本来就不是广东人的强项。
　　事实上，如果回答“是”，我们将无法解释，为什么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政治变革，都与广东有密切关系？为什么广东会出现太平天国这样的运动？为什么广东会成为辛亥革命的发源地？为什么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心会在广东？为什么会有数十万广东工人参加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？历史的是非功过，固可以从长计议，慢慢评说，但总不能把广东人的政治热情与献身精神，一笔勾销吧。
　　但如果回答“不是”，也同样遇到麻烦。因为不仅外省人这样看广东人，就连广府人与潮汕人，也都承认自己对政治的态度，颇为疏远。这就不得不触及到问题的深层核心了：什么是政治？
　　广东人对政治有更深一层的理解。政治并不仅仅是在庙堂之上参政议政，也不是非要出将入相，治国平天下不可，更不是在茶余饭后胡诌些所谓的政治秘闻，就叫做忧国忧民。在广东人心目中，创造利润、积累财富也是政治，计算效益成本也是政治，提高效率也是政治，公平的商业竞争也是政治，建立健康的市场秩序也是政治。凡涉及社会公众事务的，无一不是政治。钟南山院士说：“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就是最大的政治。”这是广东人最典型的政治观。
　　回想当年，改革开放刚刚启动，人们还在为市场经济姓“社”姓“资”争论不休；甚至对开办经济特区，也有人端出一副“爱国”嘴脸，对广东怒目而视，严词质问“旧中国租界的由来”，意思是广东一搞特区，就是搞新租界，搞卖国！
　　在一片沸反盈天的争论声中，广东人依旧默默地做着自己认准的事情。他们并不是完全无视争论，而是抱着实用主义的心态去留意聆听，“遇着红灯绕路走”、“水路不通走陆路”。就这样，一个一个禁区被冲破了。在无尽的顺流逆流中，广东人的心境，用一段粤语流行歌的歌词来形容：“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，几多辛酸也未放手，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，只跟心中意愿去走。”
　　有人说广东是“穿堂风”，近代史上许多新思想是从广东兴起的，许多革命是从广东出发的，但虽然尽得风气之先，最后却都是穿堂而过。在广东播的种子，开花结果却在别处。这种情况并不是谁抛弃了广东，而是中国的地理决定的，也是广东人的性格造成的。平心而论，这也没什么不好，无论做播种的人，还是做收成的人，都不要紧，各施所长而已，最要紧是粮食收回来了，大家有饭吃。
　　不要小觑我们每天从事的具体事务和日常生活，虽然庸庸碌碌，琐碎无奇，但点点滴滴，日积月累，就是一股移山填海的力量，就能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，就能影响制度。广东人推崇一种“认认真真做事，忙忙碌碌赚钱，潇潇洒洒享受”的生活态度，好像与政治绝缘，其实，这三条已经把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，都概括进去了。
　　从近代史看，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的源头都在广东，难道与广东对外开放时间最长、接触西方文化最多、经济实力雄厚、绅商力量强盛毫无关系吗？从25年的改革开放历史看，深圳经济特区先行一步，探索经济改革的道路、市场经济日趋成熟、经济的高速发展、财富的积累、综合实力的提高、中产阶层的形成……这一切，对社会价值观的冲击与刷新，对国家制定政策的影响、对法制建设的推进，一句话，对政治的巨大影响，已经够彰明昭著的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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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你不懂广东人(二)

　　俗话说：“杀头的生意有人做，赔钱的生意没人做”。有人把广东人、上海人、山西人、香港人和日本人的“生意经”，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：山西人是你赚了我不干；上海人是你赚得比我多不干；广东人是只要有点赚我就干；香港人是只要不亏我就干；日本人是眼前有点亏将来有赚也要干。 　　晋商曾经是明清时中国十大商帮中实力最雄厚的，山西人精明、能干、富有、善于理财 ，天下谁不知道？谁敢不服？但为什么他们会在近百年间一落千丈，竟至土崩瓦解，烟消云散？以前人们一说山西，就想起执金融业牛耳的票号、富甲一方的盐商、茶叶商，但今天一说山西，却让人想起遍地吃人不吐骨的小煤窑。这种强烈的落差，实在是历史的悲剧。 　　晋商的没落，主要是由于他们墨守成规，不思进取，死守着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，既不肯向外开拓，亦不准外人染指，抱着“以末致富，以本守之”的老观念不肯改变。朝廷组建国家银行时，一再邀请山西票号入股，也遭到断然拒绝。当中国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时，晋商还继续以万历年代的方式去经营，其黯然衰落的命运，当然是无可避免的。 　　广东人深明这个道理，一个地方要保持长久的活力，就要持开放的态度，不断求新，不断求变，不断有新鲜血液的加入，社会才有进步。打开大门，欢迎三江客，广纳四海财，有钱大家一起赚，表面上好像损失了一些市场份额，但从长远看，只要有好的游戏规则，蛋糕是可以愈做愈大的。 　　在广东人看来，最重要的不是生意赚多赚少，而是公平与否。所谓“米贵大为是”（米贵对大家都一样），贵也不是贵我一个。恰恰由于他们有这种平常心，所以生意的成功率反而比别人高，赚的钱反而比别人多。 　　广东是公认全国最适宜经商的地区之一。做同样的生意，据说在广州可以多赚10%。难怪中外的商家都把广东视作一块大蛋糕，一个个鹰瞵虎视，都想染指，从中分一杯羹。如果没有这种优越的条件，怎么解释1978年广东的商品零售额只占全国1/17，但26年后的今天，已经雄据1/9呢？ 　　最先攻入广东的外地商家，大多是实力雄厚的零售业巨头：北京王府井百货、华联、上海联华，还有百佳、万佳、正大万客隆、吉之岛、家乐福、好又多、国美、苏宁……正在摩拳擦掌，准备杀入的商家，更是不计其数。无论你来多少，广东一样笑口吟吟，无任欢迎，但你想安营扎寨，大展宏图，赚广东人的钱，则要费一番功夫了。广东有广东的气候，有广东自己的风土人情，并不是人人都能适应的。 　　如今这个社会，尽管世界日新月异，新兴科技不断发展，商业模式在频繁变更，客户需求也千变万化，但基本的文化传统却不会轻易改变。广东人之所以为广东人，自然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，是他独有的，别人没有的，可以作为他的身份标签的。你愿意本土化，积极本土化，你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；反之，如果拒绝本土化，你可能连粥都没喝上一口，就已经赔了夫人又折兵。 　　许多外地商家在广州惨淡经营一段时间之后，都深有感触地说，广州商海深不可测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。每天都有商场开张，每天都有商场结业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太阳底下，永远是那么热热闹闹，风风光光。非亲身经历，简直难以相信，营销文化的本土化，对能否在广州立足，竟有如此巨大的影响。文化这东西，就是神奇奥妙，不由你不信。大部分外地商家在广州落户，都要经历一段水土不服的调适期。 　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仟村百货。河南郑州的亚细亚商场于1989年5月开业，仅一年就跨入了全国50家大型商场行列，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参股公司，还有遍布全国各地的仟村百货。杀入广州时，来势汹汹，连亚细亚商场总部也搬到了广州坐镇。广州市民对仟村百货那些90度鞠躬的迎宾小姐、电梯小姐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它在全国是第一家设立琴台，第一家创立自己的仪仗队，第一家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的大型商场。当年的广州街头，到处可以看见仟村百货免费接客的汽车，穿梭往还。 　　然而，来时惊天动地，去时寂天寞地。仟村百货在广州昙花一现，很快就黯然谢幕了。原因固然有很多，但他们在经营上过于自信，固步自封，不肯向广州的商业传统让步，不屑于进行本土化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仟村百货的中高层管理人员，几乎都是从郑州派来的嫡系，他们把原先的“亚细亚经营模式”和“亚细亚管理之道”，作为铁一般的纪律，严格遵从，绝不通融。仅此一条，他们在广州遭遇滑铁卢，也就是意料中事了。 　　但有些人习惯成自然了，从不在自身找原因，总之北方人在广东一吃亏，马上就说是广东人排外，甚至危言耸听地说，是广州的商家联手排斥外地商家。如果确有其事，为什么有些外地商家，又能做得风生水起呢？像王府井百货、吉之岛等等。当初以仓储式商场概念杀入广州的正大万客隆，在头一年就创下9.4亿元的全球最高销售纪录，证明广州消费者并没有故意冷落外地商家啊。 　　据2003年“中国统一市场建设”课题组的调查显示，全国地方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地区，北京、上海和河南竟然得票最多，名列三甲。这个结果，也许令很多人大跌眼镜，北京、上海作为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城市，竟然被众多的被访者选为对内最不开放的地方，确实发人深省。 　　虽然完全开放公平的市场，迄今仍然是一个乌托邦，但相比之下，广东的市场并不算排外。外地的商家们，应该好好学一学当年赵佗治南越国的经验。赵佗从来不端什么中原上国的臭架子，从来不会摆出一副奉天承运的死面孔，而是放下身段，虚心学习岭南风俗，和辑百越，甚至汉人从越俗，所以他能把南越国治理得有声有色。为什么两千多年前的人可以做到，现在的人反而做不到呢？ 　　有人把开拓市场形容为“圈地运动”。实际上，商业的地盘不是死的，不是说一朝分茅列土，就是你的世袭领地。市场是活的，每时每刻都在流动、变化之中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才是它的常态。广东在欢迎天下商家到自己家里圈地的同时，也以一种席卷天下，囊括四海的气势，向外拓展。 　　20年前，顺德一家生产风扇配件的小厂，花了140元从香港买回一台日本全塑超薄型多功能鸿运扇，拆得七零八落，彻底研究一番之后，觉得技术简单，可以仿制。于是向银行贷款，从香港订制全套工模，引进新型注塑机，开始大批生产。他们的产品因款式新颖，价格便宜，一下子风靡全国。 　　那时对知识产权还没有什么概念，人们只消从海外购买日本、美国、台湾，或香港的产品回来，就可以依瓢画葫芦，大量仿造。洗脚上田的顺德农民，就是从这种简单的模仿开始，很快把顺德变成了全国闻名的电风扇王国。 　　1985年，据说全国平均每5台电风扇中，就有一台是出自顺德。20年后，这里已成了中国的家电之都，汇集了科龙、格兰仕、美的、万家乐等国内一批知名家电品牌。曾令北方人谈虎色变的“广货北伐”，就是由顺德的家电产品揭开序幕的。 　　不过，我还是喜欢用“北上”这个词取代“北伐”。广东人什么都习惯“低调”，我也从俗。广货的北上，并不限于家用电器，而是全方位的。从夹心饼干、苏打饼干，到方便面、易拉罐饮料、瓶装矿泉水、果冻；从广式家具、灯饰、办公文具，到T恤衫、牛仔裤、迷你裙；从虎头牌电池、TCL，到珠江钢琴，从黑妹、美晨牙膏、蛇胆川贝枇杷露，到富安娜床上用品、阳江刀具…… 　　商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。麦当劳在推销汉堡包和炸薯条时，是在向中国传播一种美国文化；索尼、松下产品打入中国市场时，也是在传播日本文化。而广货的北上，则是在传播广东的文化。正如丹麦一位未来学家所说，“当我们购物时，事实上我们在商品内寻找故事、友情、关怀、生活方式和品性。我们是在购买感情。”因此，广货的北上，也可以视作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北上。   　　1990年代初，“广东四小龙”（也有人叫“四小虎”）——顺德、东莞、南海、中山的崛起，相当引人瞩目。以前人们只知道东莞的皮鞋顶呱呱，现在知道她除了皮鞋出名外，还是全球最大的IT产品生产基地之一。有人不无夸张地说：“东莞一塞车，全球IT业都会发生振荡”。这话东莞人听了很受用，觉得东莞已经与国际接轨了，进入国际化时代了，尽管他们的IT业目前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，组装多而研发少。 　　现在很少人再提“广东四小龙”这个概念了，经过新一轮洗牌之后，人们开始习惯于用珠三角的“东岸”与“西岸”来划分地盘。东岸以深圳、惠州、东莞为主；西岸以珠海、中山、江门为主。在1980年代，东西岸的发展水平不相上下，可是今天，东岸已明显超越西岸了。据专家们分析，其根本原因，就在于东岸的经济是外向型的，扩张速度很快，而西岸则相形见绌。 　　成就是显而易见的，但危机也如影随形。在改革开放25年后的今天，随着中国日益与国际接轨，特区政策的优势将渐渐消失，那么，特区的还有什么可吸引人？广东还有没有竞争力？许多人都记得，2002年底，有一篇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，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。它的标题是《深圳，你被谁抛弃？》。文章对深圳近年来竞争力下降，投资环境变差、人才外流、资本外流的现象，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分析。 　　不过，冷静分析，我觉得人才流动，毕竟是一件好事。这个观念早在20多年前就由深圳人教会全国人民了。当成千上万的人才涌到深圳时，就应该意识到，这种流动决不会是单向的。有进必然有出，当初“孔雀东南飞”飞到深圳的人，有相当部分是属于候鸟型的，他们会跟着政策走，政策倾斜深圳，他们就来深圳；政策倾斜上海，他们就会去上海。这是一种生存策略，无可厚非。 　　香港制造业鼎盛时有90万从业人员，现在只剩下10万，流失了80万（其中不乏工业管理人才），香港并没有因此觉得自己被谁抛弃了。产业转移、资本流动也是正常的，香港直到今天还要面对经济转型问题，深圳这么年轻就想一本通书读到老了？ 　　海潮有涨有退，这是自然现象。涨潮时不必妄自尊大，趾高气扬，退潮时也不必神丧气沮，怨天尤人。我以为，深圳要成功转型，首先必须彻底抛弃“特区思想”，不要再空谈什么特区了，摘下头顶的光环，放下高贵的身段。虽然深圳做惯了模范，但时代变了，不要整天当自己是一个另类，一个异数，不要再把什么“计划单列”视作灵丹妙药，更不要一心指望升格为直辖市，就可以飞上高枝变凤凰。所有这些想法，仍然是断不了奶的心理，完全不是广东人的性格。 　　不过，深圳人似乎还不太习惯把自己当广东人。明明在广东版图之内，却用铁丝网围了起来，闲人免进。在深圳的血液里究竟有多少广东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，值得社会学家去探讨。有人说深圳人是无根的一代， 是飘来飘去的一代。在社交场合，有人自我介绍：“我是广州人”，“我是梅州人”，“我是潮州人”，他的来路是很清楚的；但如果有人说：“我是深圳人。”你却可能依然糊涂，弄不清他是何方人氏。事实上，我很少听到深圳人会说“我是深圳人”，一般他们只说“我在深圳”。 　　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广东网民在争论，到底广州和深圳谁是老大，双方都不服气，争得面红耳赤，青筋暴现。这个说广州才是综合性中心城市，深圳只是功能性城市而已；那个又说深圳是高新产业，朝气蓬勃，广州是传统产业，暮气沉沉；这边批评深圳精英阶层不肯认同广东，有打一枪就走的心态，衰落是必然的；那边又反驳说人均收入深圳最高、城市环境深圳比广州好，未来深港地区才是南中国的经济中心。我真想跑上去对双方作揖打躬说：“都是自家人，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。” 　　不过我倒是同意，深圳的出路在于彻底融入珠三角的经济文化圈中。做一个真正的广东人并不掉价，也不会辱没你的血统。把自己放在大珠三角的版图中重新定位。但不管如何定位，都应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资源优势究竟在哪里，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广东不会抛弃深圳，深圳也不应抛弃广东。 　　两千多年来，谁也没给过广东人什么优惠，秦皇汉武没给过，唐宗宋祖也没给过，广东人照样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。只要给广东人一个舞台，不要束缚他的手脚，那么，他就能演出一幕幕精彩好戏。 　　市场的不断整合是一件好事。只有锐意向外拓展，才能保持活力。这是一种更为广义的“有钱大家赚”。不论是“四小虎”，还是“东西岸”，或者是“大珠三角”、“泛珠三角 ”，实质上还是一个外向性扩张的概念。从一点扩张至四邻，然后扩张至全国，然后扩张至全球，最终纳入全球的经济网络之中。这是广东人的目标。 　　不过，中国凡事都带有很浓的政府色彩。大凡重要的计划、重要的决策，政府都替你想好了，留给民间自由发挥的空间很有限。大家都靠政策吃饭，政策放宽了，便龙精虎猛；政策收紧了，便像七天没浇水的花草，全蔫了下来。你瞧珠海这十几年，一会儿是珠海机场，一会儿是珠海港，一会儿是广珠铁路，一会儿是伶仃洋大桥……每一个项目都寄托着珠海人的无限憧憬，可最后，却是希望愈大失望愈大。 　　究竟我们有多大的人力物力，经得住如此折腾？既然对明天把握不住，有些人为了把今天的利益最大化，便剑走偏锋，大搞短期行为，过了海就是神仙。长此以往，不仅经济受损，人们的才智、心理和性格发展，包括价值观与道德观，也都会受到严重伤害。 　　印度有一句古谚语：“播种行为，收获习惯；播种习惯，收获性格；播种性格，收获命运。”性格即命运。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如此，对于一个族群来说也同样如此。曾经有记者问美国的金融巨头摩根：“决定你成功的条件是什么？”摩根回答：“性格。”记者又问：“资本和资金哪个更重要？”摩根再次强调：“资本比资金重要，但最重要的是性格。”这对于我们探讨广东人的命运，有很好的启发意义。 　　广东人的性格是“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”，没兴趣与人争一日之长短，但他们也不惧怕竞争，如果你把长三角与珠三角摆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，进行公平的竞争，广东人毫无惧色。他们有足够成熟的理性与智慧。很多时候，他们之所以显得略输一筹，并不是输在才智上，也不是输在实力上，而是输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上。 　　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人是需要全程呵护，细心照料，才能健康成长；有些人则是天生命贱，风来雨去，天生天养，你越撒开手，他活得越精彩。广东人是属于后一种人。

其实你不懂广东人5“饱暖思淫欲”和低离婚率(1)
   
    “食色性也。”这句话，自从被收录进《孟子》这本书以后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频繁引用，似乎成了人们恣情纵欲的理由。包二奶、婚外情、一夜情、繁荣娼盛……这些都是近20年来，常常与广东联系在一起的关键词。广东人不自辩，传言竟成滚雪球之势，满天下乱滚，愈滚愈大，令我辈书生也忍不住要笔之于书，代为申辩了。

　　或者有人会说，广东人要不是色狼，怎么广东有那么多“鸡”？有那么多性病？有那么  
多二奶、三奶？在许多电视剧中，广东男人不都是一副獐头鼠目，猥琐淫贱的色狼相吗？一位东北作者在文章中痛心疾首地质问他的老乡：“当你的亲人姐妹沦为娼妓，在南方男人的身下痛苦挣扎的时候，你，一个东北人，有没有想一想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”

　　“南方男人”这几个字格外刺眼。不知在这位作者的想象之中，东北女子到广东做娼妓，是不是好像高贵的公主被乞丐*一样？是不是如果她们在北方男人身下挣扎，就不那么痛苦，不那么屈辱呢？

　　以前香港人把北方娼妓叫做“北菇（姑）”，现在广东人也跟着这么叫。发廊、歌舞厅、夜总会、VIP房、桑拿浴室、酒吧……这些地方一度都沦为色情活动泛滥的场所。许多浓妆艳抹的少女，白天在城市边缘的出租屋里睡觉，入夜则出没于酒吧、宾馆、夜总会，游荡在闹市的霓虹灯下；在旅游区的酒店，三陪女三五成群，集体行动。一旦发现目标，衔尾追击有之，前后兜截有之，登堂入室有之，午夜电话有之，死缠烂打有之，各种手段，无所不为。你要学生妹，她们马上穿上校服，背上小书包来；要辣妹，立即歪扎上马尾，换上黑色“朋克”装；要制服诱惑的，一转身换上空姐制服。总之，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少一点定力的，都会抵御不住而失身。

　　我开车从107国道上经过，看见一群群女孩在路边列队，一边向过往汽车招手，一边发出尖叫，场面蔚为壮观。我到粤东一个县城，当地人盛情邀请我去泡温泉，那儿有许多女孩随便挑，陪浴、按摩、捶骨、陪玩、陪睡——只要你肯掏钱，想她陪什么都行。我婉言拒绝之后问：这些女孩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？他们说，以前有当地人，但现在生意都被北方人抢跑了，“北方女孩长得靓嘛。”我奇怪地问：政府不管吗？他们振振有词地说：你不让他搞，旅游业萎缩了，酒店倒闭了，政府养活这些人吗？呜呼，难怪公安年年扫黄，但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，效果总是不如理想。

　　其实，在婚姻、家庭、道德方面，广东人的本质是保守主义的。

　　大家在痛骂广东人“饱暖思淫欲”的同时，其实并不太了解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，到底是嫖客制造了娼妓，还是娼妓制造了嫖客？也许这又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。争论的意义不大，因为这一切发生在广东，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，也要长久留在广东，由广东人去承受。

　　改革开放以后，“繁荣娼盛”现象，在1980年代已经初现端倪。开始人们还不太肯承认，因为1949年以后，中国毕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，把娼妓消灭得一干二净。人们不会认真研究那时的娼妓是如何消灭的，却陷在“我们也可以把旧社会污泥浊水荡涤干净”的情结中，难以自拔，以至于当娼妓重新出现时，大家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：这是随着改革开放飞进来的“几只苍蝇”。

　　然而，苍蝇愈来愈多，消灭苍蝇的办法却似乎愈来愈少，也愈来愈不见效。这不仅仅是广东一地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。人们再也不能把责任统统推到“腐朽糜烂的资本主义社会”头上了，有许多问题，是我们这个社会自身产生出来的。几乎所有城市都深受娼妓问题困扰，像广东这类富裕地区则尤为突出。

　　无疑，“北方姐妹在南方男人身下痛苦挣扎”的情况是存在的，北方男人深感屈辱与愤怒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那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妓女，有些是为生活所迫，有些是被骗来的，有些被黑社会操纵着，做娼妓并非心甘情愿，也有的女孩发现受骗后，拼死不从，于是一再发生跳楼致残的悲剧。但也有不少妓女并非因为贫穷才出卖肉体，而是把这当成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，其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热切地盼望通过这种生活，傍上一个大款，从其卑微的出身一跃而跻身上流社会或富裕阶层，穿名牌衣服，用名贵的化妆品，出国旅行，拥有自己的轿车、别墅和美容院。


    “饱暖思淫欲”和低离婚率(2)     

　　人们对娼妓的看法，似乎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容。以前虽然有“笑贫不笑娼”的说法，但社会道德观总体来说还是很排斥娼妓的，但现在这些似乎已不再是社会问题，不再是道德问题，只是个人生活方式而已。人们称她们做“性工作者”，这是一种比较尊重人格的叫法，从港台传入以后，已被普遍接受和采用。

　　广东虽然有大批娼妓存在，但实际上，嫖娼者多为收入微薄的社会低下阶层人士。暴发  
户和有官职的人是不满足于嫖娼的，因为性交后马上付款会让他们觉得降低了自己的身份。他们喜欢“包二奶”。把一个女人包起来让他们更有成就感。这些人收入丰厚，有足够的钱为二奶买住房，买轿车，买各种奢侈品，然后支配她的所有时间。包二奶较为稳定与安全，不会在扫黄中被抓，而且可以给他们带来家的感觉，甚至生儿育女。

　　广东人很奇怪，即使是婚外情，也要弄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家，有线电视啦，管道煤气啦，音响啦，漂亮的餐桌和酒柜啦，一应俱全；还有工人房、儿童房，窗明几净，墙上挂着精致的装饰画，阳台种着米兰、文竹、茉莉和万年青。不知底细的，还以为进了一个文明家庭的样板房呢。

　　这些人标榜“喜新不厌旧”，虽然包了二奶，但不会轻易抛弃结发妻子，“娶妻娶德，娶妾娶色”，各有各的用途。他们自有一番高妙理论：男人好比茶壶，女人好比茶杯。一只茶壶通常都要配几只茶杯的。谁见过商店有“一壶一杯制”的茶具出售？难怪古人要大发感叹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”。

　　花都有个包工头，从1982年至1988年，在广州先后与6名女子以夫妻名义同居，成了名符其实的“妻妾成群”。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，当年曾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。据统计，广州市法院1985年收到重婚案27宗；1986年28宗；1987年15宗；1988年17宗；1989年20宗。广东省妇联1996年至1998年接受包二奶的投诉分别为219宗、235宗和348宗。呈逐年上升之势。而1996年至2000年广东省各级法院共判处重婚罪383人。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，因为大量重婚案并没有闹上法庭，甚至也没有人投诉。

　　广东女人对家庭的忠诚度，对丈夫的容忍度之高，在全国首屈一指，有时高到让人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的程度。尽管包二奶在广东某些地方成了一股风气，竟出现“二奶村”之类的景观。但大部分广东女人对丈夫脚踏两条船，都采取逆来顺受、忍气吞声的态度，甚至愿意妻妾同处一室，仅仅是为了保住家庭，保住子女不受伤害。

　　官方认为：重婚纳妾、包二奶、姘居、婚外恋等现象愈来愈普遍，已开始威胁到法定的一夫一妻制了。包二奶的表现形式是以金钱物质利益供养婚外异性，有的提供住房、汽车、生活费用，有的养暗娼，有的以秘书、保姆形式保持性关系，有的公开妻妾同居。包二奶的人不仅有港商、台商，还有内地厂长、经理和党政干部。

　　以前包二奶是很隐蔽的，现在愈来愈公开化了。社会的价值取向，也渐渐向这种行为低头，认为有能力包二奶是有本事——有财有势的表现。不少男人对此毫不隐瞒，甚至夸口炫耀。据官方数字透露，到目前为止，广东揭发出来的贪官污吏，95%以上都有包养情妇。宝安区区一个信用社主任，大肆贪污公款，仅花在几个二奶身上的金钱，就多达2000多万元。

　　有能力包二奶的，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富人。然而，这个社会上，还有一大批口袋里钱不多但又充满焦虑与渴望的年轻人，自认为有知识、文化层次较高，急于要获得一张通往这个花花世界的入场券，他们牢牢记住了张爱玲说过的话：“来得太晚，快乐也不那么痛快。个人即使等得及，时代是仓促的。”

　　他们的事业虽然还不稳定，必须努力拼搏，才能再上层楼，但对目前的身份、职业、社会地位——通常是从事IT业、保险经纪、股票经纪、广告设计师、律师、唱片骑师、美术教师之类工作——已比较满意。他们与暴发户和贪官的最大区别在于，他们既不愿意嫖娼，也不会包二奶，违法犯罪的事情他们不愿干，也花不起那个钱。但在妻子或丈夫之外，拥有一两个不定期幽会的情人，却是必不可少的，甚至可以给予他们某种身份的安全感。情人，这个充满文艺味的词，有时简直是一个文化的标签。


    “饱暖思淫欲”和低离婚率(3)

     和情人一起喝喝爱尔兰咖啡。听听音乐会。讨论一下几米漫画的人生哲理。谈论云门舞集。谈论摇滚歌手的私生活。谈论村上春树和博尔赫斯。当气氛合适时，他们会交流一下对一夜情或婚外恋的看法，“要不要试试？”他们半打趣半认真地问，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小游戏。有时他们会发出“我为什么要这么活着”之类的感叹。然后相约一起去风味街试吃各种小吃。在烛光下互相凝视。在酒吧里尖叫起舞。一起在午后的阳光下沏乌龙茶。幽幽的叹气。目光朦胧。浅笑。憧憬着流浪。一起去游山玩水。以及诸如此类他们认为比较高雅的、  
上档次的活动——当然，无论怎么高雅，最终还是要上床的。

　　“没有情人的人是可耻的。”这是他们的口号。这些人自视甚高，自以为是专业人士、文化精英，深信自己身上有一种令异性着迷的气质。他们的原则是“不主动，不拒绝，不负责”。当然有时也会主动的。他们还有许多类似的格言，比方说，“风流而不下流”。和异性相处时，他们便不停地琢磨如何才能把风流发挥到极致而不被人觉得下流。

　　有广东朋友不服气地反驳我说：这类人是有的，不过不是广东人。你留意一下，在昏暗的酒吧或咖啡室里聊天而神情暧昧的男女，有几个是讲广东话的？我留意了一下，果然讲广东话的不多。不过这能说明什么吗？什么也说明不了。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广东人，因为有太多的外省人在广东生活，对许多事情，我们根本无法明确指出：这是广东人干的，那是外省人干的。这些是广东的传统，那些不是。就好比你侄子到你家做客，把邻居的玻璃打破了，人家一样会把账算到你头上。

　　从1980年代开始，广东被人们视作一个性开放、性自由、性放纵的地方。大有众口烁金，积毁销骨之势。对此，我倒认为不应沉默，而要坚决驳斥。有一本谈论广东人的书居然写道：“广东人认为‘纳妾’是理所当然的，天经地义的。那么广东人如此理解‘纳妾’，对情人就更加宽容了。”完全是危言耸听，胡说八道。我没见过哪个广东人认为纳妾是天经地义的——除了纳妾者本人。广东人对情人的宽容，也并非完全认同这种现象，只不过觉得这是人家的私事，旁人不便干涉而已。所谓的宽容，是建立在尊重别人私生活的信念之上，并不等同于赞赏。

　　把广东描写成一个人欲横流的可怕渊薮，不过是一些三流色情写手的意淫之作。只要你稍微想一下，在广东这里常年生活着1亿人口，有多少娼妓？有多少二奶？你就会觉得情况并不像某些人惊呼的那么一团糟糕。2002年，广东省妇联作了一项问卷调查显示，广东省初婚者比例较高，而离婚率较低，有六成被访者对婚外恋持否定态度；城乡居民对自己婚姻满意的占80.6%。

　　另外一项调查是重庆市妇联所做的，结果显示，只有三成重庆人反对婚外恋；63%的重庆市民对婚姻表示满意。而上海的离婚率则达到0.49%，比中国的平均离婚率高出大约2.5倍，是全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。据某些社会学家预测，进入2000年之后，中国的离婚率将以每年200万对的速度递增。相比之下，广东的离婚率一直处于低水平，1996~2000年平均只有0.12%。当然，离婚率的高低，不能证明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，但从这些数据也可以看出，广东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大淫窟。

　　娼妓、婚外恋、重婚纳妾这些问题，并不是广东的土特产，而是全中国都要面对的问题。我这么说，并非要用别人身上的毒疮，来证明自己生疮是名正言顺。我只是想指出，要解决这些问题，不是广东一地所能独力承担的，它涉及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、地区差别、贫富悬殊、价值重建以及如何立法执法等一系列问题。

　　在我认识的广东人当中，绝大部分都十分纯朴，家庭观念比许多北方地区的人还重，为了妻儿老小，他们很能吃苦耐劳，一人兼两三份职是家常便饭，为了挣外快，他们可以一连熬几个通宵，把眼睛熬成熊猫眼，嘴里还说“没事没事”。可是你让他和情人烛光晚餐，红酒牛扒，他会觉得是极大的奢侈，宁愿到茶餐厅吃碗云吞面然后回家睡觉。


    “饱暖思淫欲”和低离婚率(4)

    　他们从心底看不惯那些花天酒地的暴发户（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暴发户），也痛恨包二奶一类破坏家庭的行为。2000年全国妇联对广东、四川等10个省进行修改《婚姻法》的调查，在广东发放的问卷显示，近半数的广东人要求刑事处罚婚外恋。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广东人主流的价值取向。

    满天神佛：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？(1)

    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儒家文化。按《说文》的解释：“儒，柔也，术士之称。”似乎与巫、史、祝、卜是同一类的职业。不过到孔子手中，已变成“畏天命”，“敬鬼神而远之”了。孟子也说：“莫之为而为者天也，莫之致而至者命也。”由此而见，儒家似乎是信天命，而不信鬼神的。但广东人则既信天命，又信祖先，又信鬼神，且笃信程度，在全国数一数二。


　　广东人所拜的神，几乎无所不有，凡想得出来的都要拜上一拜，好像生怕少拜一个，就会因不敬虔而被上天怪罪一样。从玉皇大帝、观世音菩萨、如来佛祖、弥勒佛、天后元君圣母娘娘，到关圣帝君、南海神、冼夫人、金花娘娘、康公主帅、黄大仙、三山国王、太上老君、吕祖、城隍公、天官、药王、福禄寿三星、床脚婆、招财猫、上帝、孔子、盘古、龙神伯公……直至一块石头、一堆泥土、一座桥，一只长了三条腿的猪，或者一棵老树、一朵花，都有可能成为人们三跪九叩的对象。

　　从表面上看，好像一出荒唐的闹剧，其实，包含了广东人对生活无常的忧虑。以前人们多在海上谋生。大海风云万变，危机重重，生死往往悬于一线。母亲每天都要担心，儿子出海能否平安归来？妻子担心，丈夫出门谋生会遭遇什么风险？

　　贩夫行商的生活，与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的农耕生活大不相同，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悬念。人生的虚幻感与现实相交融，又相抗争，交织成一种复杂的矛盾心理。一生穷达，既然自己无从洞悉，只好交付鬼神。

　　另一个原因，可能与南方的气候与地理环境有关的。广东潮湿温热，山区瘴气弥漫，容易滋生各种奇难杂症，药石不能见效，人们只好求诸鬼神。在古书上，类似的记载，屡见不鲜。《双槐岁抄》一书写道：“南人凡病，皆谓之瘴。率不服药，唯事祭鬼。”而《舆地纪胜》则写道：“士人遇疾，唯祭鬼以祈福。” 在《金志》中亦有记载：岭南人“疾病辄饮水，重巫轻医药。”流行疾病也是容易导致人们尊鬼拜神，相信命运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但广东的神为什么会如此之多？据民俗学家调查，番禺钟村镇一年之中就有100多个神诞，不仅有公共的神，各村还有自己的神。我想这可能与他们的祖先来自四面八方有关。张三从河南到广东定居，带来一个神祗；李四从山东到广东定居，也带来一个神祗；王五从安徽到广东定居，又带来一个神祗。结果，积少成多，聚沙成塔，广东便成了十方神仙会师的地方。

　　如果你到番禺沙湾三善村转一圈，准会对广东人拜神的热情，大感惊奇。在你眼前，竟有6座祠庙——潮音阁、报恩祠、社稷神庙、先师古庙、神农古庙和鳌山古庙——在一个水月台上排列着，分别供奉观音娘娘、土地公公、三宝佛、鲁班、放牛仔、和合二仙、齐天大圣孙悟空、文昌帝君、天后妈祖、金花娘娘和十二奶娘等神祗。掌管各方面事务的神祗，几乎都到齐了。一条村居然有6庙共存，亦堪称奇景了。

　　很多时候，广东人拜神只为求个心安。所谓“礼多人不怪”，菩萨亦然。总之入庙烧香，见佛叩头，就不会有错。广东人常说：“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。”这是一种长线投资。他们没什么非份之想，所祈求的，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，只是家宅平安而已。小小心愿得以实现，也要立即到寺庙装香还神，酬谢神恩。

　　广东人虽然热衷于拜神，但与宗教无关。他可以完全不了解佛教教义，但非常虔诚地参加每月的水陆大会；非常虔诚地在大雄宝殿上焚香跪拜祈祷。广东人把拜祖先也列入了拜神的范畴，许多家庭都有每月初一、十五烧香拜神的习惯。古书上说：“粤人佞神，妇女特甚，所有桥梁江岸、片瓦拳石，无不指为灵验而神明事之。老妪杯珓之卜，群儿扁额之奉，源源而来，几无隙地。”有一首竹枝词写道：“粤人好鬼信非常，拜庙求神日日忙。大树土堆与顽石，也教消受一枝香。”这些现象，直到今天仍时有可见。

    满天神佛：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？(2)

    以前人们说“顺德祠堂南海庙”，形容广东人热衷于拜祖先、拜鬼神，祠堂、寺庙遍地都是。老人们总是这样教诲后生：“宁可食少餐，拜神唔可以悭（不能省）”。潮汕、客家地区，对修祠堂，拜祖先，敬鬼神也同样重视。许多华侨在海外赚了钱，就回乡修祠堂，村与村之间、族与族之间，形成互相攀比的风气，祠堂规模愈修愈宏大。

　　流风所播，广东人对风水、命理、运程、意头这些东西的迷信程度，恐怕无人可及。室  
内设计师要懂风水学，会看罗盘；装修、搬家、出行、开张、婚娶、破土、交易、打扫卫生都要择吉日；家里或办公室哪是吉神方位，哪该摆一只招财猫，什么位置挂一面八卦镜；养多少条金鱼，多少条红，多少条黑，鱼缸里要摆几颗鹅卵石，都有无穷的学问。

　　许多城镇都设有拜神用品专门市场，从香裱、香烛、元宝、冥钞、锞子，到纸仆人、纸三陪小姐、纸手机、纸麻将天九、纸别墅、纸劳斯莱斯，到《金刚经》、《大悲咒》的录音带，应有尽有。《八卦现代风水学真解》、《中华测字术》、《教你断八卦》、《周易预测学》、《卜筮正宗》、《六爻神鬼经》一类图书摆满书摊，长销不衰。

　　七月十五人称鬼节，家家户户在门口焚香烧纸。不仅农村乡镇如此，即大城市亦不能免俗。这天街巷民居都被烟雾笼罩，住宅大厦的走廊亦弥漫着浓烈的檀香，呛人呼吸。走进广东的茶楼、酒楼、茶餐厅，甚至西餐厅，几乎间间都设有神龛，供奉着关帝、财神等神祗，不过大都已不用明火香烛，而改用蜡烛形的电灯了。这是一项很幽默的改革，亦被庙观所采用。不知广东人根据什么认为神灵不会介意这种偷懒的做法呢？

　　有人打麻将、买彩票也要占上一卦，看看哪里才是“财位”；赌钱时最忌被人拍肩膀；出门办事前，必须留意挂历上的“宜”与“忌”。逢七不出门，逢八不归家。要是忌出行，他们会把出差的日期推迟一天；要是宜交易，他们就会选择在这天与客户见面。甚至自己这辈子会不会娶二奶、三奶，也要求神问卜。

　　工作遇到阻滞，或被上司批评，就会怀疑是“小人作祟”，要赶紧请人“打小人”。打小人就是把象征小人的小人纸、五鬼纸、男人丁、女人丁、或“小人”的相片、衣物，以各种手段毁坏，希望藉此狠狠折磨“小人”一番；或请术士画些符咒，贴在相应的位置化解；或焚烧百解灵符、解灾纸、纸船、路票、神魂执照。烧纸船的目的是把不吉利的东西载出大海，永不回来；烧路票与神魂执照是为了超渡鬼魂，希望其不再来骚扰。

　　如果你问他们是不是真信这些，他们会侧着脑袋微微一笑，然后像哲人似地回答你：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既然有这样的说法，我又何必去犯它呢？”

　　广东人特别喜欢占卦算命，求签问卜，随手拿起什么都可以占卜。《番禺杂记》一书记载：“岭表占卜甚多，鼠卜、箸卜、牛卜、骨卜、田螺卜、鸡卵卜、蔑竹卜，俗鬼故也。” 率凡寺庙、道观附近，总会聚集着一大群解签的、看相的、摸骨的、测字的、卖符的、看风水的、批八字的、擅长起名的“高人”，为善男信女们指点迷津。

　　在日常生活中，广东人很讲“意头”。所谓意头，就是利用汉语的谐音、隐喻、象征等等手法，表达一种吉祥的意义，如红枣、花生、桂元、莲子代表“早生贵子”；发菜猪蹄（手）代表“发财就手”；客家人年初七要吃七色菜，即生菜、芹菜、韭菜、芫荽、蒜苗、葱，外加鱼和肉，代表生财、勤力、长久、缘分、计算精、聪明，鱼与“余”谐音，肉与“禄”谐音，合起来就是有余有禄。广东人避免说舌头，因“舌”与“蚀”谐音，不利生意，所以舌头叫脷；猪肝的“肝”与“干”谐音，亦不利生意，所以改叫猪润；酒席上的干杯也因此要改叫“饮胜”；空屋的“空”与“凶”谐音，所以要叫吉屋；通书的“书”与“输”谐音，所以要改叫通胜。诸如此类的例子，俯拾皆是。


    满天神佛：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？(3)

    外国人未必能领会其精妙之处，年轻一辈的广东人，也未必尽能明白。比方说，过年摆一条鲮鱼在米缸里，许多人都知道是取“年年有余”之意，但祭祖的菜式为什么只能六样、八样，而不能五样，就不一定人人皆知了。原来“五”与“忤”谐音，在祖宗面前，当然不能“忤逆”了。

　　逢年过节，也是这类“意头”食品大行其道的时候。各宾馆酒家的团年饭，不是锦绣前  
程宴，就是五福临门宴；菜式不是“鸿图展翅”（红烧大群翅），就是“包有盈余”（鲍汁扣鲍鱼）。过年时在客厅摆放年桔是取大吉大利之意；放置几根连头带尾的甘蔗（甘蔗是逐节长高的），祈求小孩子快高长大，大人的事业步步高升。

　　广东人一听见“8”就眉开眼笑，因为与“发”谐音；一听见“4”就皱眉头，因为与“死”谐音。广东很多高楼的电梯按键都没有4楼，只有3H。大致上，18（实发）、23（易生）、26（易捞）、28（易发）、98（久发）、93（久生）、168（一路发）、338（生生发），都是吉利的数字组合。反之，14、24、56（没得捞）、58（没得发）、5354（不生不死、不三不四）、9413（九死一生），就是不吉利的组合。广东人对数目字的排列，有着惊人的热情，从电话号码、车牌号码、门牌楼层号码、工号、银行密码，到商店开张日期、结婚日期，乃至医院病床的编号……广东人都在绞尽脑汁，力求趋吉避凶。

Camellia

好牛，这家伙更长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:dabin12

在水之瑜

这个可以不匿名
匿名了别人就没法给你加分了

sizhong

太长了，等有空再看

jacky

版主，给我亮灯
Anonymous 发表于 2009-12-11 15:52

    你自己可以设置

Jolin

自认为身为广东人而自豪...........

chirstine668

真是太长了，相信没多少人能有耐心看完．